南都娱乐周刊:何以解忧 惟有德纲

 娱乐活动     |      2019-06-04 07:21

郭德纲(资料图)

郭德纲(资料图)

  郭德纲(微博)几乎凭借着一己之力,力挽孱弱的中国相声于濒危之中。但他自身也无法回避一个悲剧,即他只能是才华卓越万人拥戴的草莽英雄,而无法享受帝王将相的登堂入室。当然,今日之郭德纲早已经可以藐视春晚那样的集会,他是卫视台和小剧场一方保障。在毋庸置疑的才华保障下,郭德纲的现实和尖锐既成就了他卓尔不群的相声艺术,也不幸地使他迄今被限制在德云社这个门票高昂的“小众”之中。

  中国人喜欢过周年,这是对寿命的祈求。朝代也好,人也好,其亡也忽,却口称“万岁”,就是此理。德云社十五年,也算过周,这十五年的艰险郭德纲比外人清楚,之后能如何,他也未必敢称“万岁”。

  古代的或者中世纪的娱乐艺术形式正在走向消亡,这是全球趋势,并非“中国特色”。相声和戏曲一样,是中世纪生活方式和节奏决定的一种娱乐形式。它们今世的存在,已然不在民间,而是被视为“活化石”加以保护,成为贵族消费品或装X犯的饰物。境遇至此,你很难说是进步还是堕落。昆曲和京剧可谓典型,它们早已不是大众娱乐。尤其是京剧,因得到来自最高权柄的持久青睐,披红挂绿,宫廷优伶一般至今仍在权力舞台上“大放异彩”。换言之,毛笔是用来记账写药方子的,不是为书法爱好者发明的。

  比之昆曲、京剧和毛笔,相声在古代更为下里巴人。街头巷尾、田间地头,它对演出环境毫不挑剔;一高一矮、一胖一瘦,身段如此,无须美貌。道具从简,有时还可以省略。它是彻底为贫苦人表演的脱口秀,娱乐是其灵魂,正应了“苦中作乐”这一民间的生命欲望。

  1949后,相声的娱乐价值被“清洗”一通,被供奉或囚禁在权力舞台上充当滑稽的说教者和宣传员。这加速了相声的死亡进度,春晚相声的江河日下已经说明了问题。说郭德纲的小剧场相声是“回归”,显然不当,它是一个折中办法。他也无力使相声真正回归民间。德云社高昂的票价仍然使相声的“小众趣味”暴露无遗。即便郭德纲相声遍布网络,但我们可以坚信一点,那就是在游戏里斗地主的要远远多于看郭德纲视频的。如果说“回归”,郭德纲是使相声回归到娱乐。

  不过,小剧场和网络视频,郭德纲还是使相声在这个基本死亡的时代重新获得了生命力和魅力,并及至最大化。本人认为其中有几点可说道说道。

  首先,基于对现状的不满,基于对现实的解释和评论权力被严格垄断,说古和怀旧成为这个时代的特色。荧屏上充斥着宫廷权斗、武侠言情,《百家讲坛》和《探索发现》这些与历史考古有关的节目铺天盖地。在图书市场,以《明朝那些事儿》为典型,人们把热情和求知欲消耗在被虚构或被阐释的古代,而非当下。近年来的“民国热”一方面沿袭了说古和怀旧情绪,另一方面也吻合“盛世规则”。自古以来,中国式盛世都是经济取代政治、娱乐消解思想,秩序井然的面貌源于制度高压,因此,生活在盛世的中国人一直都有副“生在福中不知福”的德性,热衷于谈论前朝。康乾年间,人们对晚明也是兴味盎然。相声作为在清代和民国年间爆炸出来的艺术形式,演员所需的说学逗唱以及那袭表达传统意味的长衫,均能一定程度地满足这种“厚古薄今”的情绪。

  其次,长期以来,我们的资讯获取渠道是单一的,完全依赖于官方文件。网络和资讯的发达使我们对许多已成定论的事物需要重新认识。对旧“知识”的升级和刷新成为全民共识。慈禧老佛爷真的那么愚昧吗?国民党真的不打日本鬼子吗?《收租院》那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?同理,相声真的是那么一句“观众朋友们,我想死你们了”就能概括的?在此过程中,郭德纲向我们反复提起“传统相声”,那是侯宝林、马三立等老一代相声演员的青年时代的相声。也可以说,郭德纲及其德云社提供的就是关于相声的资讯。相声不是我们在《曲苑杂坛》或春晚上看到的那样,或者它不仅仅是那样,可以让我们不面挂苦笑不昏昏欲睡,它完全可以让我们真正在生理上做到捧腹喷饭。

  鉴于上述,民间意识开始觉醒。再拿《明朝那些事儿》为例,它显然是民间史学的一次尝试。民间小人物的喜怒哀乐、民间情感,我们终于发现,这些情感才是真切可感的。我们不仅长期蹈空在国家和集体情感中,还多次深受其害。当然,冯巩和郭冬(微博)临也一贯表述民间小人物的喜怒哀乐,不过,郭德纲与他们不同之处在于,后者无意于将民间情感升华到国家情感上,匍匐在民间情感母体上,反而使情感更为深沉和有力。最终冯巩成为张大民过上了贫嘴生活,郭冬临则辗转于人妻之间充当洗衣粉超人。相声还是要人说啊,何以解忧?惟有德纲。